互联网时代有新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应对

互联网时代有新的食品安全问题要应对

2014年，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经过了重组与洗礼，重在打造一个更加有效和一体化的体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不过，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与民众期待的食品安全水平还存在差距。　　3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2015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从各重点中可以看出，除了加强立法与法治之外，重在细节上的治理。《第一财经日报》就此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

第一财经日报：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是当前重要的民生话题。你如何看今年的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餐桌污染”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治理？　　胡颖廉：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是点、线、面俱到。　　在“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中，现在的关键问题恰恰不是在餐桌，而是在农田。源头在本质上还没有被纳入食品安全监管。食用农产品和食品，目前分属两个部门、两套体系管理。　　要保障“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必须要以问题为工作导向，先找问题。那么，食品安全最常见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出现在源头。比如蔬菜的农药和化肥残留、白酒塑化剂问题、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饮用水菌落超标、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这些问题有的涉及农产品源头治理，有的涉及食品生产经营管理。　　所以，我们需要加大对粮食、畜禽、农资等监管力度。目前环境对发展的承载能力已接近上限，土壤、水体等环境污染问题严峻，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压力加大，所以必须严格管控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提出，要强化县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探索建立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管理衔接机制。此外，在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围绕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辅助食品、乳制品、肉制品、食用植物油、“大桶水”、白酒等重点大宗食品开展综合治理。针对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食品中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食品中检出塑化剂、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严格进口食品准入和回顾性检查，严格实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这些措施都找准了“靶点”，看到了问题所在。　　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服务的企业越来越多，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经济下行带来的生存压力势必影响到一些企业的诚信守法观念和质量安全意识，而非法利益链条的形成极易导致“破窗效应”。因此，要加强对大型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和餐饮企业的监督检查，规范小作坊、摊贩等的管理，持续打击无证无照、销售和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的行为。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的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及互联网+时代，第三方餐饮服务平台(如快餐外卖网站)、O2O食品零售(如团购网站)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带来了一些新的食品安全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目前，这些新业态的新隐患虽没有传统食品安全问题那么普遍，但属于“关键的少数”，亟须引起重视。监管部门需要未雨绸缪，抓住这些新业态的特征，主动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　　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中也提出了在线、面上加大排查，特别是针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食品安全风险。“重点工作安排”加大了对农产品主产区、食品加工业聚集区、农产品和食品批发市场、农村集贸市场、城乡接合部等重点区域的监管力度。还要求加强对学校食堂、旅游景区、繁华商圈、交通枢纽等就餐人员密集场所的监管，对农村集体聚餐进行指导，防范食物中毒事故发生。　　日报：由于食品品种多样、数量众多，在监管过程中最需要的便是专业人员和技术。而且“餐桌污染”高发的区域就是食品链条的最尾端，也是监管人才以及技术人才较为匮乏的环节，你怎么看？　　胡颖廉：其实这就是谁来管打通基层监管“最后一公里”的事情。保障食品安全，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主体上。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而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正处于改革的过渡期，一些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对其事权、职责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尤其是基层监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亟须加强。　　国家应尽快完善顶层设计，合理划分各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事权关系，强化各级食品安全机构的综合协调作用。市、县要加快完成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改革任务，抓紧职能调整、人员划转、技术资源整合，充实专业技术力量，尽快实现正常运转。乡镇(街道)或区域要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派出机构，着力解决基层监管能力薄弱的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要改变“牛栏关猫”的状况，防止食品安全在第一线失守。这些在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中也有相应的体现。　　“重点工作安排”特别强调要“建立重心下移、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要“合理划分省、市、县、乡级食品安全监管事权关系。同时加大预算内基建投资和转移支付投入力度，着力解决基层监管能力薄弱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食品安全不是监管部门一家的事，而是各级地方政府承担的属地责任，必须综合发挥资金投入的激励作用，宣教科普的引导作用和刑事司法的威慑作用。　　所以，应该加强基层执法装备的配备和食品安全监管技术的创新，提高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设备的技术水平，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同时，强化宣传引导，提高公众食品基本安全知晓率。此外，一些地方已在公安机关内设立“食药警察”队伍，此举也有利于依法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日报：加强监管、构建统一权威的监管体系，和简政放权，这两方面在食品安全监管上怎样才能做到并行不废？　　胡颖廉：食品安全监管除了要有人，还得有法。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标准缺失、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监管人员在保障“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或者消费者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有时面临“无法可依”或者“有法却不知如何依”等窘境。　　根据“重点工作安排”，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还将制定修订、健全完善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加快形成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有了严格的标准，公众对食品安全才会心中有数。有了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的监管才会更得心应手。　　此外，还有一些法规制度需完善。如探索建立食品检查员制度，加大企业现场监督检查和现场行政处罚力度。建立统一高效、资源共享的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加快建设“从农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体系。　　有了法，但不能“任性”用法。理想的治理体系应减少企业的行政许可负担，通过优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来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因此，食品安全监管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用“权力清单”来优化市场准入。比如要积极稳步推进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改革，逐步扩大保健食品备案范围。推进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统一的食品信用分级分类标准，构建守信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探索建立政府、保险机构、企业、消费者多方激励约束机制等。　　同时，还要做到依法办事，用“责任清单”约束企业行为。监管部门应在资金、设备等微观要素上少设“路障”，在市场行为规则上多设“路标”，培育食品企业的主体责任意识。比如加强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全面落实监管执法责任制。建立食品生产企业风险问题报告制度，督促食品经营者履行进货查验和查验登记义务，在餐饮服务单位推行“明厨亮灶”。研究建立餐饮服务单位排放付费即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理企业资质管理制度。　　理想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既包括政府的角色，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只有以改革为动力、以法治为保障，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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